要写纽约是很困难的并不是因为回忆彼此交叉重叠，回忆本就理应如此也不是因为时间与事件彼此混淆，反正本来也是这样更不是因为我不曾深爱过纽约，要知道当年我孑然一身，一贫如洗，但纽约仍然是最像家园的地方这只是因为如今的我已经知悉太多，一颗破碎的心很难写下爱的故事。
我和迈克凯利开车一路向东迈克决定陪我穿越国境去往纽约，可能也是打算离开一阵子，去那边见见朋友有天深夜，筋疲力尽而又极度兴奋的我们开进新奥尔良，那个城市有那么多神秘而又庸俗的享乐，迈克一直告诉我，那里就是个欢乐的避风港。
结果新奥尔良的所有酒店房间都订满了，最后我们只能在一个低级商业区找到一个廉价旅馆房间，离浪漫刺激的法国区远得不能再远第二天早上，我们醒过来，只见破破烂烂的墙壁上歪七扭八地贴满了新奥尔良的城市风光上下颠倒的秘书和生意人像冒着火苗的字母一样闪得我们眼花。
有人在房间窗子上涂了黑漆，只留中间一个小圆点，整个屋子好像一个大号的针孔摄像机，我觉得简直就是一件完美的装置艺术我和迈克可能确实是被困在一个阴冷潮湿的廉价旅馆房间里，但是四壁的图像却是那样新鲜活泼，简直像是一种启示。
这种时刻的奇异魔力无论如何也无法向人解释，我们在床上躺了很久，凝视着四周，咯咯直笑
几天后，我们来到纽约，先是住在辛迪舍曼[1]富尔顿街的家里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辛迪的作品，就是那些早期的2025厘米自拍照，都挂在墙上后来迈克回了洛杉矶，我便彻底独自生活手上没什么钱，所以没法找长期住处，最初几个月都是和各种各样的朋友熟人住在一起。
我在富尔顿街和一个好朋友的妹妹住过两星期，她叫伊莉娜，好心地让我住进她那个宽敞漂亮的地方，那儿四周都是窗子，还有一张上下铺的大床伊莉娜在大都会博物馆的纺织品复原部工作，是个安静乖巧的女孩，总是一身披巾，脚穿莫卡辛鞋，在市中心狂风呼啸的楼群风口之间穿行，始终保持着略带墨西哥风情的南加州波西米亚范儿。
1979年底到1980年，纽约破败不堪白日里繁忙的华尔街到处都是秘书和生意人，但是到了晚上，就变得像末世地狱一般因为垃圾工人经常罢工，满地都是老鼠、包装纸、空罐头盒子，垃圾成堆，臭气熏天不管走到哪儿，我都离路边的建筑远远的，生怕有老鼠跳到我身上来。
在苏荷区，大门上、车库里、建筑的墙上，到处都能看到神秘的涂鸦，是大大的SAMO字样后来人们才知道SAMO是两位涂鸦艺术家的化名——让-米歇尔巴斯奎特（ Jean-Michel Basquiat ）和他的朋友艾尔迪亚兹（Al Diaz）。
让-米歇尔当时在百老汇718号的 Unique Clothing Warehouse 工作七十年代末，他和迪亚兹吵翻了，于是留下自己的最后一笔SAMO 死了，在城市各处蔓延这一切都是那么刺激我以前在香港住过，所以觉得纽约下城，特别是唐人街，还挺亲切的。
我拿着猪肉包子在唐人街散步，城市的气味和喧嚣在身周浮动，对于我的感官来说，一切都是新的，但也非常熟悉城市里到处都有小报的身影《纽约邮报》和《每日新闻》对于一个南加州女孩来说，简直就和外国报纸没什么区别希德维舍斯和他的女朋友南希斯庞根（ Nancy Spungen ）仍然霸占着报纸头条。
南希被发现身中数刀，死在二十三街的切尔西旅馆里希德说自己不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但还是被捕了，后来他得到保释，四个月后死于毒品过量这个故事既跌宕起伏又很八卦，每天早晨都有新的轶闻被挖出来，每天小报上都有关于这个美丽妖妇的消息。
这件事最终结束了，消失了，最新的事件取代了它——流氓老大来了，洗钱阴谋曝光，女人卧轨，美丽的小提琴手死于车祸在洛杉矶，一切都是崭新的，一切都各安其位，而纽约则是一团混乱，所有的色彩、形状、角度与态度交织在一起。
和洛杉矶比起来，纽约似乎不怎么在乎金钱，至少是不怎么炫富——在洛杉矶，财富的象征随时包围着你，右边停着一辆宝马，左边停着一辆保时捷，高高的车库大门，灌木丛掩映的豪宅当然，这是苏荷区与艺术场景大爆发之前的事，之后纽约就成了一个带护城河的王国了。
离开富尔顿街伊莉娜的住处之后，每过几个月我就换个地方住一段一月，我可能还住在唐人街的临街公寓，四壁都是裂着缝的白粉墙；二月可能就带着东西搬进上城，帮外出旅行的朋友看房子我偶然遇到了高中时的男朋友迈克尔拜伦，后来又从彼得纳汀（ Peter Natin ）手里转租房子，他是我一个朋友的朋友，住在钱伯斯街，那个地方既是画廊又充当住处。
彼得家到处都是灰尘，进进出出都得在当月展品中间绕来绕去它有一个高于一切的规矩：所有初来乍到的艺术家都得为这儿增添点展品丹尼尔布伦[2]在墙上绘制的条纹被其他人的作品挡住墙壁四周有一条内嵌的秘密通道，上面安置着一排窥视孔。
这个画廊几乎没有任何参观者，它本身就像是一个缄默的装置艺术，除了彼得和偶尔经过的人之外，没有人能够看到当时彼得在和概念艺术家珍妮霍尔泽（ Jenny Holzer ）约会，她后来也让我在她的 loft 一角租住过一段时间。
我就是在珍妮家遇到了玛丽莱姆利（ Mary Lemley ），她是个派对女孩，男朋友送了她一把吉他，两人分手以后，不知怎么，她就把吉他送给了我它没什么特别的，就是一件时兴的、破破烂烂的乐器，琴颈上写着吉他的牌子漂浮者（Drifter）。
不过，从那以后，不管我走到哪儿，这把漂浮者都跟随着我后来瑟斯顿第一次去我在埃尔德里奇街的家里时，一眼就看到了靠在墙边的它我认识这把琴他说当时我俩还不怎么熟瑟斯顿是四年前，也就是1976年来到纽约的他那年19岁，来自康涅狄格州的郊区，和罗德岛设计学校的几个小伙子组了一个名叫马车夫（Coachmen）的乐队。
你怎么会认识这把琴？我问我认识，我还弹过它呢他说原来他也和玛丽莱姆利有过交集后来，在音速青年的《埃里克的旅程》[3]这首歌里，他还曾经用鼓棒伸进这把漂浮者里即兴演奏瞬间我们就有了这样一桩古怪的联系，用不着再有第二件了。
尽管十几岁的时候我从来没去日落大道玩过，但我一直都很喜欢那里又脏乱又悲哀的气氛，一切事物之下蕴藏着一种全新的、花哨的、生猛的东西我一直都很喜欢安迪沃霍尔，他在纽约的工厂里通过电影和喷绘画表达出的美学很像日落大道的感觉——他使用金属材质，还有那种闪闪发亮的廉价光辉这些俗气、不纯净的元素。
他用黑色亮片包裹住一根树枝，再给它涂上一层颜色，使它显得好像有一层脆脆的外壳，让我想起洛杉矶的建筑有一天，我看见沃霍尔本人穿过西百老汇街，淡金色的假发映衬着他苍白的面孔和黑边眼镜纽约的名人们都自由自在地在城里到处走动，根本没人去骚扰他们，和洛杉矶完全不一样，这让我觉得很有意思。
在洛杉矶，名人都躲在山顶社区隐蔽的大门后面纽约的感觉就真实多了后来人们常常问瑟斯顿或我，为什么音速青年的音乐都那么不和谐，我们的答案永远是一样的：我们的音乐是现实的、动态的，因为生活本身就是这样，总是充满各种极端。
和乐队的第一任鼓手理查德艾德森（ Richard Edson ）第一次排练的时候，瑟斯顿的吉他上有个旋钮的旋帽掉了，旋钮的金属棍划破了他的手，血流得到处都是，但是瑟斯顿没有理会，可能根本就没注意到理查德停了下来，天哪，你在干吗？他说，这不像话。
瑟斯顿听了只是大笑八十年代的纽约还没有星巴克，没有 Pret A Manger 餐厅，没有 Duane Reade 药店，但是每隔几个街区都有满满的坚果，这是一家简易餐厅连锁店，专卖炸面包圈、松饼和贝果，咖啡的味道就像热乎乎的苦水，不过好歹能让你保持清醒。
我能吃得起的东西不多，满满的坚果里涂了黄油的烤玉米松饼算是一样西海岸没有玉米松饼，也没有普通咖啡——其实就是加了牛奶的咖啡，这些对我来说完全是陌生的我手头没钱，得想办法谋生，第一份工作是在第五十七街上的马尔伯勒书店（Marlboro），离霍恩与哈达特自助餐厅（Horn ＆ Hardart Automat ）不远。
后来霍恩与哈达特渐渐让位给雪莉纽约牛排餐厅（ Shellys New York ）、摩城咖啡（ Motown Cafe ）和纽约德里（ New York Deli ），如今又全被希尔顿连锁酒店取代我住在下城的朋友家，得步行五十个街区到上城去上班，然后再走回去吃饭，因为不想把赚来的那一丁点钱都花在地铁票上。
我还在大象与城堡（Elephant ＆ Castle）做过侍者助手，它是格林尼治村里少数几家留存至今的饭馆；另外还在切尔西二十三街与第十街街角的昼夜营业饭馆上过夜班夜班并不是最糟的工作1980年，切尔西是个死气沉沉的地方，一到夜里就空空荡荡，满目荒凉，白天也好不到哪儿去。
奇怪的是，我在餐厅里还找到了同伴——我的老朋友，威尼斯海滩上的死党里奇奥康纳，就是把我介绍给克劳斯比、斯蒂尔斯、纳什和杨的巡演工作人员布鲁斯的那位里奇也在餐厅当侍者助手，我们一起消磨漫漫长夜里奇是我在纽约重逢的第一个熟人，不过并不是最后一个。
八十年代中期，音速青年出了两张专辑以后，我白天仍在打工，在小意大利莫特街的托德复印店工作，那片街区现在被叫做诺利塔（Nolita）了尽管有了乐队，有了一纸唱片合约，我还是需要一笔固定收入店主托德也算是个艺术家之友，他的店里汇聚了各种各样的本地创作者。
如果你到那儿去，或者在那儿工作，就会知道每个人都在申请某样补助，或者在搞什么艺术吉姆贾木许的女朋友也是拍电影的，和我一起在那儿上班，可以免费复印贾木许的剧本，瑟斯顿也会过来复印他自编的杂志《杀手》（ Killer ）。
结果还是靠了拉里高古轩，我才得到第一份艺术圈的工作，是在拉里和安妮娜诺塞伊（ Annina Nosei ）共用的办公室里当助理，地点是苏荷区西百老汇的一处 loft不用说，我根本不会打字，其实别的也不怎么在行，但拉里知道我对艺术有兴趣。
安妮娜是意大利人，非常华丽浮夸，和艺术交易商约翰韦伯（ John Weber ）结过婚丹格雷厄姆经常跟我说，是安妮娜发掘了约翰张伯伦[4]，他是我最喜欢的艺术家之一她也是让-米歇尔巴斯奎特的第一个经纪人，曾经让巴斯奎特在她王子街画廊的地下室里画画，不少人觉得这属于剥削。
拉里帮了我，但这也意味着我得跟他打交道他会突然出现在 loft 里，想拥抱我，我就踢他的小腿你这个混蛋我说他就笑起来我就是从来没法拿拉里当真好多年来，我一直都对他冷言冷语，说他利用艺术界，说他是个根本靠不住的艺术经纪人。
我从来没和他约会过，但是拉里这些年到处说我当过他女朋友，这根本不是真事拉里后来的变化让我非常吃惊，他竟然会到处说我们有一腿，也同样让我惊讶几年前，我在洛杉矶一个纪念艺术家理查德普林斯（ Richard Prince ）的晚宴上见到拉里。
他拥抱了我，和平常一样，时间格外长，格外用力，完全没有必要你是我这辈子最好的员工他说，接着又奇怪地补上了一句：我从你身上得到了太多东西然后就笑了起来他的画廊经理过来说：你真应该让她在你的婚礼上演奏啊，拉里。
啊，你结婚了吗？我问他，拉里说：没有安妮娜诺塞伊画廊是西百老汇一处合作公寓里的一个小 loft，就在利奥卡斯泰利和玛丽布恩的画廊对面对于下城艺术圈的大部分人来说，西百老汇就是纽约的木板道（Broadwalk）和公园广场（ Park Place ）。
安妮娜代表着新画廊的公众形象，拉里在幕后工作，是她的隐名合伙人从法律上来说，合作公寓是不能做商业用途的，所以感兴趣的买家都得提前预约，然后偷偷过来谈我可能是最不适合做兼职接待员的人了，但是安妮娜更不靠谱，他们什么时候需要我来，要我待多久，她总是没有准话。
我是个没条理的人，却得装出有条理的样子我不会打字，也不会给文件分类归档我故意从来不学这些东西，好让自己根本没可能成为什么朝九晚五的秘书或是周五兼职女助理我几乎没法集中精神去接电话安妮娜诺塞伊画廊的第一个展览是大卫萨利（ David Salle ）的。
这也是他的第一个画展，还造成了轰动萨利的画有点像皮卡比亚[5]，单色的背景上绘着女人的线描轮廓，而女人的形象是从色情杂志里拿过来的这些画很快就卖光了有一天，我拿起电话，听到一个中年女人的声音，问我还有没有绿色的萨利；她想用萨利的画配她起居室里的家具。
我记得自己当时想，这些都是老一套，实在太搞笑了多年以后，有个朋友在一次正式的晚宴派对上正好坐在大卫萨利旁边，萨利告诉她，我是他这辈子见过的最糟糕的接待员让我惊讶的是他居然还记得我，我那时戴着瑞典式无框眼镜，穿着廉价的衣服，一头短短的金棕色头发——东海岸的气候最毁金发。
我听了朋友转述的话不禁笑了起来那是纽约艺术圈很奇怪的一个时期，是后来商业狂潮的开端，艺术家们开始被自己过分夸张的早期成功所淹没如果说七十年代艺术场景的主题是政治和公平，八十年代的主题已经回到了绘画艺术界还创造出了一个投资者市场。
画廊取代博物馆，成为必去之地，一夜之间，购买艺术品变成了投资，同时尚、金钱与美好生活密不可分金钱的气息飘浮在空气里，但艾滋病也是如此，此外还有政客们围绕国家艺术基金（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 ）的争议。
没有任何收藏者愿意落后或是出局涂鸦突然变得很酷，有了收藏价值，艺术画廊的老板们成了和艺术家一样的名人玛丽布恩开始寻觅下城最火爆的年轻艺术新星卡斯泰利画廊与艺术家空间（ Artists Space ）的两个雇员在苏荷区开了大都市画廊（ Metro Pictures ），他们的第一个展览上展出了辛迪舍曼、罗伯特隆格（ Robert Longo ）和理查德普林斯的作品。
后来这些画廊令苏荷区的租金大幅上涨，大都市画廊率先搬去了切尔西女艺术家也在兴风作浪女权主义艺术家芭芭拉克鲁格（ Barbara Kruger ）有设计师背景，她把图像和文字安放在不同层次，内容围绕着商业社会灌输给每个人的关于权力、性、消费主义和身份认同的观念。
她把黑白杂志照片和鲜明的红底白字结合起来——你的身体是战场，或我买故我在——芭芭拉仿佛在俯视观者，这可能会让人觉得很不舒服，但却让我非常着迷她的艺术都是关于破除陈词滥调珍妮霍尔泽的作品也是这样的，她一开始以海报的形式进行创作，后来演变为用 LED 灯在巨大的建筑或公告牌上显示出指令一般的字样，比如你是我的，或仅仅是我的皮肤。
还有路易丝劳勒（ Louise Lawler ），她从艺术界正在发生的现象中取材——商业化趋势、受欢迎的艺术家如今有了客户的轮候名单、美变成了供需市场上的物品——她为各种艺术品拍照，拍它们在博物馆和富有的收藏者家中是被如何展示的，还有画廊和博物馆中那些慢吞吞地踱过雕塑和装置艺术的观众。
有时候安妮娜也会在艺术方面征求我的建议和意见，还有她是不是应该接受某个年轻艺术家之类的如果在画廊里遇到什么艺术家，我也开始到他们的工作室去拜访，比如迈克尔兹沃克（ Michael Zwack ）和吉姆威尔灵（ Jim Welling ）。
几年前，抽象画家布莱斯马登（ Brice Marden ）的画在苏富比拍出了将近1100万美元的价格，但在1980年，拉里还让我拿着马登的一幅不太结实、完全没有包装的画穿过马路，到百老汇420号去我开始梦想自己有一天能当上正式的画廊策展人，特别是安妮娜跟我等说搬到普林斯街新的商业画廊后，可以让我自己做策展人，办自己的个展。
有一天，一个名叫理查德普林斯的年轻艺术家带着他的作品集来了，是翻拍的手表广告招牌从美学角度而言,这些照片太概念化，不太适合画廊的风格，但我一眼就认出了那些金属画框，太眼熟了我拿理查德打趣,嘲笑他使用拉里那种招牌式的丑陋画框,我俩很快就开始一起出去玩。
当时有个地方叫米奇（Mickeys），是艺术家们经常去玩的地方,就在大学广场路1 号，店主就是那个开了马克斯的堪萨斯城[6]的米奇店里的风格是那种时髦的实用主义——低调的桌椅，没什么花哨的装饰，但对于我这个艺术圈的外人来说却很震撼。
在米奇,我认识了概念艺术家劳伦斯韦纳（ Lawrence Weiner ）,他既友好又迷人,说话总是那么风趣,他妻子爱丽丝也是,在这个做作与焦虑盛行的艺术圈，她总能让人耳目一新朱利安施纳贝尔（ Julian Schnabel ）在事业起飞之前,曾经在米奇当大厨，后来他成了收藏和艺术品商业化风暴的象征。
一天晚上,我和理查德在米奇结识了一个很有前途的艺术家，名叫杰夫昆斯（ Jeff Koons ）除了理查德,杰夫算得上独一无二那个时代的艺术家都是不管前因后果，随意挪用,昆斯在玛丽布恩画廊办了这样一个展览，展品是各种立式吸尘器，放在塑料柜里，很多人都讨厌它。
艺术家舍丽勒韦恩（ Sherrie Levine ）甚至因为在自己的作品中再度呈现沃尔克伊文思（ Walker Evans ）的照片而在事后吃了官司,杰夫却似乎因为抬出了杜尚而逃过一劫在大多数人眼中,理查德普林斯是个神秘的人，他独来独往,身边没有艺术界同行或朋友的小圈子。
他也弹吉他，有个乐队，可能也和唱片公司签约过，尽管他一直对自己的音乐生活闭口不谈我们之间的关系从未超越友谊,但局外人这重身份把我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们到现在还是好朋友[1]辛迪舍曼（Cindy Sherman,1954—），美国著名摄影师，艺术家。
以自己饰演自己摄影作品中的主角闻名[2]丹尼尔布伦（Daniel Buren，1938—），法国艺术家,以用白色竖条纹与其他颜色交替作为视觉工具著称[3]《埃里克的旅程》（Erics Trip）,收录在1988年的专辑《白日梦王国》中。
[4]约翰张伯伦（John Chamberlain，1927—2011），美国雕塑家,以使用钢铁机械碎片创作闻名[5]指达达主义艺术家弗兰西斯皮卡比亚（Francis Picabia）[6]马克斯的堪萨斯城（Maxs Kansas City），纽约著名的餐馆和夜店，是艺术家与音乐家们经常集会的场所。
【本篇故事完结】
亲爱的读者们，感谢您花时间阅读本文。如果您对本文有任何疑问或建议，请随时联系我。我非常乐意与您交流。
发表评论:
◎欢迎参与讨论，请在这里发表您的看法、交流您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