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电脑版的软件(胡泳等：中国数字化生存的加速与升级)

摘要 2020年新冠疫情加速了中国数字化发展的转型升级，数字经济与数字产业的蓬勃发展也将个体带入一种全面数字化的生存状态政府、企业、科研机构与公众合力共建了在卷入度、沉浸度上都远超以往的数字化生态，在这一生态中在场与缺席变得符号化与比特化，互联网的界限飞速地消亡，但新的网络壁垒也在生成，而同时我们见证了数据比人本身更代表人的现实。

飞速数字化之后，我们面临的困境比成就更多，寻求建立一个具有包容性、能够产生多方数字信任、充分保护公民隐私权的数字社会，可能远比想象更为艰难面向未来，应当进行数字化善治以实现有品质、有尊严的数字化生存一、从过去看现在，重新理解数字化生存

截至2020年3月，中国网民数量已达9.04亿，其中包括7.1亿网购用户与4.23亿在线教育用户①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已达31.3万亿元，占GDP的34.8%，数字经济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②而根据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技术团队预测，2020-2025年，中国数字经济年均增速将保持在15%左右，到2025年，数字经济规模有望突破80万亿，占GDP比重达到55%。

到2030年，我国数字经济体量将有望突破百万亿元③这些令人咋舌的数字代表了当下中国飞速向前的数字化趋势，也反映了新冠疫情在商业、金融、娱乐、教育、医疗、科技等诸多领域所促发的深入变革就今天而言，尼葛洛庞帝所言的比特代替原子、电子书和个性化报纸出现、可穿戴设备与物联网技术的普及等已早日成真，通过手机、电脑及其他多种智能设备，机器化生产的大工业时代早已被超越时间与空间界限、人人可随时随地创造比特的信息时代所取代。

数字化本身已超越到“去数字化”阶段，互联网已从工具、实践的层面抵达社会安排或曰制度的层面而成为社会运行的底层逻辑④今天数字技术几乎适用于所有事物：我们聆听的音乐，我们观看的节目，我们进行的购买，我们分享的社交媒体，我们赖以生活的应用程序，我们工作中不可须臾或离的软件等等。

⑤5G、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自动驾驶、VR、AR中的任意一项都从科幻情节中跳跃而出逐渐向我们逼近，就像空气和水，数字化生存受到注意，只会因为它的缺席，而不是因为它的存在⑥在某种意义上，今天我们所说的数字化生存不再局限于技术的更新迭代，也不仅是衡量网络渗透度的数字化扩散，而是更加指向卷入程度不断加深所带来的社会性数字化适应，尤其关注个体与信息世界的融合互动，以及数字化之后人在其中的生存境况与共同治理。

疫情的出现让全球化变得困难，但却为数字化插上了翅膀，它向世界各国提出了如何在地域封闭与社交隔离的情况下实现数字化转型的问题疫情让我们史无前例地将更多线下场景以数字化形式搬到线上，例如，电商直播将传统导购和供应链售卖以远端视频形式呈现，以此实现“供货——直播——卖货”的串联；在线教育和在线会议用云计算构筑线上教室与会场，让个体在数字空间中互动交流；疫情数据与健康状况可以通过大数据定位实时监测同步……这些新现象与新业态变革背后的结构性转变值得我们探讨。

同时，到底是何种力量催化了数字化发展、应该如何更好地推动数字化变革，也正是我们迫切需要关注的问题二、数字化技术与多主体共建在建设信息高速公路过程中必然有人建“路”，有人供“货”，还有人造“车”，中国数字化的加速发展与升级从根本上并不依靠“一条腿”，当然也不可全然归于疫情，而是基于技术条件下由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公民等多方主体、多股力量互动共建的数字化生存环境。

其中数字技术是连接多方主体的内核，各主体既是技术的使用者与需求方，也是技术的推动者与创新者，在与技术及其他主体的互动过程中，各自完成其在数字化进程中的一环（一）技术基底：一种国家面向的数字建设从1993年美国克林顿政府正式提出实施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开始，政府就一直与数字化建设无法脱钩，数字化背后的每一次变革都离不开国家政策与战略的推动。

过去的20年中，从无到有肆意生长的中国互联网发展，更多希望从实力上超越作为互联网诞生地的美国硅谷一方面，信息基础设施与信息技术的发展作为一种与世界可对话的综合国力形式出现，数字化、信息化程度和国家的综合实力密切相关。

正如威廉·米切尔所言，“谋求保持经济上的竞争力和为居民提供高生活水准的国家将竞相启动国家信息基础设施项目，就像从前它们从前投资港口和舰队、铁路网和高速公路系统一样当它们从事这一工作的时候，不得不解决关于电脑化空间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它们找到的答案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它们将成为什么样的国家”。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把数字经济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新引擎，党的十九大再次强调要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打造新产业新业态随之出台的政策举措在推动信息基础设施、传统数字化转型、新技术新业态、信息服务等方面成效显著。

2019年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规模光纤和移动通信网络，光纤用户占宽带用户比例超过93%、4G用户达到80%，行政村通光纤和4G比例均超过98%⑦伴随着中央加快“新基建”的决策与政策支持，5G基站、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基建发展迅猛。

⑧截止到2020年6月底，我国入网5G终端数达6600万部，3家基础电信企业在全国已建设开通5G基站超40万个，目前中国5G的基站数量和用户数都是全球第一⑨曾经从3G跳转到4G的欣喜已经被5G、6G的基础设施迅速更新所取代，在国家的战略支持与企业及用户对建设需求的响应下，我国的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已经从90年代的落后者成为21世纪的极速先行者。

（二）企业为媒：经济转型中的数字主力企业在数字化进程中扮演服务设备与平台供应商的角色，也是多元数字化体验的创造者和数字化经济转型的践行者企业关注多方面的“公地”环境，首先是政治上的“公地”，今天企业赖以运行的环境，本身就是政治决策的产物。

14从美国对华为的限制到对Tiktok的打压，数字化竞争日益加剧的环境下企业所面临的挑战不仅是技术与市场，还充满了政治与安全风险，企业本身的发展渗透成为国际政治博弈中的一环在某种程度上，2020年的疫情促发价值链“国内化”趋势，以“保护本国企业”为名的企业与政府的绑定关系更进一步，企业不仅经受政策限制、接受政府监管，也乐于获得机会承接政府服务，疫情期间面向To G（government）的企业业务的增长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同时，企业也关注经济上的“公地”环境——例如，对基础设施或是人力资本的投入是否不足基础设施的提高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很早就得到一系列经验研究的证实15在数字经济中，与其他经济体一样，中国数字化程度最高的行业包括信息通信技术（ICT）、媒体和金融，这些行业正在迅速增加对数字基础设施的投资。

例如，中国科技巨头对服务器的需求与巴西和韩国等国的国家整体需求一样大16无论是阿里云成为奥运会的首个云服务商还是腾讯云承办“云上广交会”，以及腾讯会议在疫情期间联通世界会议等，都显示出企业在不断改进提升它们赖以生存的数字化基础设施，以更快速度提供服务，从而在数字化竞争中取得胜势。

（三）产研共进：培养专门的数字化技术人才与斯坦福大学对于硅谷兴起的影响类似，今天中国的科研机构与高校院所为数字技术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与转化出口，人工智能、芯片等设施的产学研一体化加速了技术从研究到落地的节奏。

教育也注重培养数字化时代的适配人才，无论是小学生学编程还是北师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开设的“互联网产品经理”研究生专业，都意味着一种面向数字化的工具性培养正在作为社会基础教育模式而出现，这种“顺应时代”的教育模式将为教育本身带来何种影响尚待观察，但显然，它为当前的中国数字化加速提供着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

根据领英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互联网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数字人才经济图谱报告《中国经济的数字化转型：人才与就业》显示，数字人才分布最多的城市为上海、北京、深圳、广州和杭州成都、苏州、南京、武汉和西安等城市紧随其后；专业技术学科培养了绝大多数的数字专业人才，数字人才的专业背景主要集中在计算机科学、软件工程、电气和电子工程，工商管理专业成为非技术领域最重要的数字人才来源；对于中国的数字人才而言，当下需求最大的两项技能分别为项目管理和Java，而需求增长最快的两项技能分别为软技能和C++。

24当下互联网的普及要求各个行业的从业者都拥有“计算脑”与“网络心”，同时也以独特的魔力吸引中国的年轻人跻身互联网数字价值的创造之中在这个意义上，数字化生存也意味着对于原有生存规则的改写和以数字为全新标准的社会衡量标准的建立。

（四）数字居民：互动交往在云端2006年底美国《时代》周刊评选的年度风云人物是一个大大的“你”，打在无比简单的计算机初始屏幕上，其下以大字标题写道：“是的，就是你你控制着信息时代欢迎来到你的世界”“你”在这里代表着互联网上内容的创造者，使用网络新媒体书写历史，不仅改变世界，也改变世界变化的方式，而在此过程中的每一位普通人都是最重要的人物。

25直到今天，活跃在各个网络社区，自由分享观点、自创数字内容、激发互联网服务的网民仍然是推进数字化生存的中坚力量从门户网站到博客论坛再到平台社会，从PC到手机移动端再到可穿戴设备，上网变得简单而易得，而在体验过网络之后想要从网络中脱身也变得无比艰难，因为今天的数字居民已经完全实现了尼葛洛庞帝所说的“住在电脑里，把它们穿在身上，甚至以它们为食”的状态。

26今天，以手机为主的移动设备几乎承载了一个人包含银行卡、身份信息、生物特征数据在内的所有数据，其存在是对人本身的延伸，丢失则是对人生存的截断，人如果脱离移动设备会变得难以在现代社会中立足暂离网络的不安成为常态，而这种不安的背后，不仅是传统社交方式的断裂与公众数字交往适应力的增长，也是数字居民对于数字技术源源不断地产生（或被引领产生）新需求并寻求主动融入的结果。

公民具有网络交流的欲望与需求，各种社交软件工具接踵而至；公民具有在网络中展现自身的需求，而美图秀秀、抖音等图片、视频工具能赋予个体足够空间；公民需要更快捷更方便地获取商品，外卖、电商趁势而起……数字居民在网络空间中的多样化需求激励企业创造出各种新奇软件予以满足，这些门槛更低、卷入度更高的软件与技术吸引公众成为网络社区构造的一部分。

“计算已不再是军队、政府和大企业的专利，它正在直接转入社会各阶层极具创造力的个人手中，通过使用和发展，成为他们创造性表达的工具”（尼葛洛庞帝，2017[1995]：P77）技术对个体的内化使得技术背后的数字逻辑正化作个体的潜意识而存在，拿出手机拍一个短视频远比写一段文字更顺手。

三、后疫情时代的数字化生存在2020年疫情时期，随着难以计数的人群习惯了社交隔离的新常态，我们的数字生活可能再也不一样了从与家人的视频通话，到监督孩子的在线课堂学习；从在线健身流媒体，到被迫实施的远程办公居家上班；从日常用品采买，到周末的疯狂刷剧，许多事情已然发生了变化，而且在疫情大流行结束之后，相当一些习惯很可能会持续。

数字生活赶着填补社交隔离造成的空白，导致了一个后果：除了数字生活，别无其他生活也就是说，没有人真正有机会离线生活事情发展至此，数字化带来的解放开始出现“专制”的气味以往我们假设社会和经济中的某些服务必须是面对面提供的，而且需要在同一地点进行。

以往我们强调数字化生存的可能性、新鲜感、适应性和开放度，并认为所有这一切都是技术带来的理所当然现在，这些假设正在受到根本挑战（一）在场与缺席后疫情时代，对公众而言，数字化生存面临的重要考验之一是在场与缺席的混淆。

网络空间在我们将原有的现实社会以比特形式复制和重塑时会极速扩展，使我们仿佛打穿了虚拟与现实的界限而实现了现场缺席和网络在场个体可以在不在场的情况下，通过网络媒介观看并参与他人的生活实践，这在2020年的疫情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例如数字化帮助全国各地专家通过5G远程会诊及时救治新冠肺炎危重患者，还有在线教育、在线直播、在线会议、在线典礼等多元场景应用，为我们消除了距离带来的阻碍，从而维持了社会在非常时期的正常运转。

但同时无法避免的困扰是，我们在现实中确实缺席，但在网络中是否真正在场？线上一个id、一种影像化的存在即可以表示我们在场，但在这些符号的背后，屏幕那端的个体究竟是谁，其以何种状态与我互动都是未知的，这在在线教育模式中被充分显露。

尽管信息技术可以让学生有机会获取大量的在线学习资源，也可以通过虚拟现实技术进入沉浸式课堂，还可以自行制作自己的多媒体作品或者进入学习社区获得机器学习的反馈，但基于现实的连接始终缺位，学生缺乏同伴的在场陪伴，师生无法在互动中确认彼此信息的接收度，也缺乏面对面的真切体验。

数字化为我们提供不同步在线也可接收信息的便利之时，也带来了空间感与意义感的消失我们不无惊讶地发现，通过现实空间与身体在场感传递的意义远非数字化可以模拟，学校、电影院、教堂等场所的存在，正是为了诠释身体在场对于互动仪式和情感意义的重要性。

（二）界限与无界当下数字化生存的另一显著特征是众多界限的消亡与新网络壁垒的形成——似乎看上去矛盾的现象会同时存在首先是地理界限的消失：基于计算机的全球通信跨越了领土边界，创造了人类活动的新领域，并削弱了基于地理边界实施管制的可行性和合法性。

当这些电子通信对地理边界造成破坏时，新的边界诞生，该边界由将比特的虚拟世界与原子的“真实世界”区分开的屏幕和密码组成这个新的边界定义了一个独特的赛博空间，它需要并且可以创建自己的新制度与新秩序基于地理的立法和执法部门发现这种新环境具有严重威胁，力图使用传统规则来限制它。

在很多情况下政府已经开始通过法律法规寻求控制网络内容和行为，不论它们是出现和发生在一国的领土之内还是之外行使地理主权的国家可能会导致在所谓“无边界”的互联网中产生新边界，特别是可以使用快速发展的位置识别技术进行监管。

从不同的价值观出发，网络政策会因国家/地区而异，从而很有可能将全球互联网细分为一系列区域的、国家的甚至本地的数据网络在另一端，赛博空间的参与者努力实施自治，抵御外部强大力量的规制，因为他们非常在意新的思想、信息和服务的数字化流通与交易。

有企图扩张控制的力量，就有寻求将控制最小化或完全逃离控制的尝试大数据试图绘制个人画像，而提供匿名或促进隐私的技术则对其予以抵抗随着更大的平台（无论是公司或政府，其边界也变得模糊）行使其无所不包的权力并更好地控制个人选择和行为时，权力的集中化可能会进一步加强。

互联网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会平等互联网的早期推动者将互联网视为平等的利器、一个修正现实世界失败的机会网络社会的确实现了让微小个体通过网络表达意见、发起行动，以草根力量战胜精英的互联网式的平等主义然而在近些年中，最成功的科技公司建立了一种新的经济体系，加剧了他们一心想替代的旧世界中最糟糕的部分。

总体而言，技术带来的是正面影响，但这并不会改变一个现实：它使社会中的一些人生活变得更好，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却变得更糟在本应该追求所有人的平等时，科技公司提供的许多技术却旨在为精英服务与此同时，网络内部群体间壁垒愈发明显。

我们常常看到，数字鸿沟的分裂带也是社会阶层与种族的分裂带，此外，年龄、教育程度、性别等的差异也不可忽视（三）面向未来：有品质、有尊严的数字化生存在2020年疫情期间，在线医疗、在线金融、在线教育、电子商务等新型业态带动数字经济振兴与蓬勃发展，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为抗击疫情做出卓越贡献。

智能医疗机器人代替了医护人员传送物品，远程医疗有效解决了疫区专家资源不均匀和安全性等问题，疫情地图和人群追踪实现了可视化显示疫情与实时动态确诊，健康码将大数据技术和云计算相结合实现了个人和城市的数据化，让疫情风险管控有“码”可依，电商与直播带货让全国商品货物迅速实现流通，仿佛把一个全国性的农贸市场放在你的眼前……这些数字化成就不容忽视，但也要更清醒地思考，在中国数字经济“跑出全球数字基础设施‘装备竞赛’的中国‘加速度’”、搭乘“数字高铁”之类的表述以外，如何进行数字化善治以实现有品质、有尊严的数字化生存。

首要的任务是建立更加包容的数字化社会，打造一种无门槛的、无排斥的数字化治理体系，将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以人性关怀的角度考虑进制度设计中，尊重每一群体在互联网时代的权益北京老龄办日前提出加快制定法律法规，保护老年人在使用智能技术上的合法权益；建立“无码绿色通道”，采取替代措施；主动开展互联网“适老化”改造，提供“关怀模式”“长辈模式”的服务应用……等一系列倡议30，这正是建立更具包容性的数字化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

互联网开放共享、扁平关联与协同互利的时代精神，理应对于每一个个体而言都是通用法则其次数字化治理的全面推进带来了信用体系滥用、隐私安全等一系列问题疫情期间，我们无比深刻地感受到，在被保护的同时也时时处于被监控状态。

政府与平台对于公民信息的数据提取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受到限制，如何在信息公开透明的同时保护公民的隐私权，如何订立互联网信任的边界、界定新的社会规范，如何建立一种基于多方的数字信任？这些都是在今天的数字化蓬勃发展中我们尚未解决的问题，其本质在于，在技术的全面推进中，我们将人本身置于何种境遇。

四、反思与总结尼葛洛庞帝说：“我们无法否定数字化时代的存在，也无法阻止数字化时代的前进，就像我们无法对抗大自然的力量一样”（2017[1995]：229）与人类不断利用自然力量改造社会相似，今天数字化也成为改变我们经济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工具。

政府找到了一种能够通过数字化更好、更精准、更高效地实现社会治理的方式，企业能够依靠数字化实现资产增值与服务变现而对于个人而言，从互联网诞生到今天的50年的时间里，我们已经化身为网络的一部分：网络仿佛毛细血管一样遍布社会，数字设备成为我们的器官，我们的思维比特化了，身体生活在由聪明机器造就的敞视环境中，时时刻刻在网络中保持交流保持劳动，但神奇的是，在数字化日益决定我们的生存选择的情况下,我们却总是要想办法突破数字化的藩篱，维护作为人所特有的主体性，以保护自身权利不被侵犯，以保证自己仍旧是自由的个体。

回想海德格尔所说：“当地球上最偏远的角落已经被技术征服，等待着经济开发；当任何你喜欢的事，在你喜欢的任何地方，按照你喜欢的任何时间，以你喜欢的任何速度传到你这里；当暗杀法兰西国王的图谋与东京的交响音乐会可以同时被人‘经历’；当时间除了速度、瞬时性、共时性就不再是他物，而且作为历史的时间已从所有人的存在中消失不见；当一位拳击手被视为民族的伟人，当有数百万人参加的大型聚会被看成一大胜利——然后，是的，然后，在这些骚动之上，那问题依然幽灵般地纠缠着我们：为了什么？——去向何处？——过后，又怎么样？”(Heidegger, 2000[1953]:40)，这也是当代数字化生存的疑问。

(胡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年欣：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本文原载于《新闻与写作》2020年第12期，内容有所删减，学术引用请以纸质内容为准。未经授权，严禁转载。